面对败局，中国的律师为何要不懈地追求？解困的秘方何在，路在何方？如果不在立法中解决律师权利的具体执行权由谁掌握的问题，如果不让律师依法启动保护自己权利的司法救济程序，如果没有程序性法官或诸如古代按察司之类的官员居中裁判实施救济与监督。
创建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生活之新礼，应当确立四纲：即人权主义、宽容主义、宪政主义、抵抗主义。纵观上下几千年，无为而治实为宪政大旨。
尊重他人人权，实为尊重自我人权。他人之行使人权，亦应无害于我。儒家则从仁爱务实出发，认为神化之治难得，仁政王道可行。先有无为思想，然后可以有为。以人权限国权，以民权限政权，此为礼宪之学所应阐明之首要原理。
度人则须勿伤和气，以礼相待，尊重他人人格尊严与权利自由。无为而治可以防止产生窃国大盗。当年12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就此前的决定作出《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虽说该公约虽迄今未经全国人大批准在中国履行，但承诺建设法治国家毕竟已20余年……国家在舆论重压下的被动应对对劳教制度构成大范围的社会争议始于2003年发生在广东的孙志刚事件。拿此大法条一对照，未经司法程序，未经审判仅由劳教委审核的劳教决定，显然有悖依法治国的大方向。劳教制度被错用、滥用，关键的原因是公安的决定权太大。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因此，即便在数年内违法行为矫治发能够颁行，其调节社会冲突的实际能力也不可能作过高估计。而置于时势之巨变的更大社会视野，劳教制度与现行一系列上位法相冲突，面临一系列的违法嫌疑：《宪法》第三十七条：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既然社会有这种客观需求存在。于是，自1990年10月《行政诉讼法》施行，政府即引入了劳教复议措施：即允许被决定劳教者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申诉，申诉失败还可提请行政复议。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转型明显加速，各类社会丑恶现象陈渣泛起，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对象相继纳入劳教教养适用对象之内。笔者认同马怀德的看法。
另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劳教所承担的功能必须要有替代制度接盘。说到替代，在实务层面，甘肃等四省四座城市的矫治试点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相对成熟可供面上推广的模式。《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笔者以为，官方推进劳教制度改革的表述并非故意留出回族余地，分析劳教制度的前世今生，诸网友及诸粉丝，当能体察到官方在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时的审慎、务实甚至无奈：简略梳理劳教制度的前世今生眼下，舆论几乎把1957年视为劳教元年。
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可依据《行政诉讼法》聘请律师，向同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间层则由劳教处罚（日后可能改为违法行为矫治处罚）承担。唐慧于2012年11月5日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两项具体要求分别为：第一、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63.85元。
在此，容笔者从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讲起。平心而论，面对女儿被摧残及本人被强制劳教带来的双重打击，唐惠的赔偿要求一点不过分。决定把劳教定义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一种安置就业办法。这就意味着，改革劳教制度，决非颁行一部违法行为矫治法那般单纯，它无可回避的涉及征地制度、拆迁制度、上访制度、反腐制度、异见表达尺度等一系列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同步改革及相应的制度变更。而唐惠本人却因多次上访严重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而被送进当地劳教所。然而，必须客观看到的是，高层对劳教制度的滥用风险并非毫无察觉或完全无动于衷
现在一律都是在劳教所劳教，忽略了劳动教养对象的特殊性。尤其是这四项改革劳动教养、信访制度、户籍制度和司法权力的运行，基本也是社会高度关注，这几年议论很多的问题。
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犯罪，但不能处以刑罚的，应该通过工读学校来教育。防止腐败有三个层次，不愿意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但是如何改呢？首先是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要进一步明确，过去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被滥用，之所以广泛被质疑，就是因为劳动教养的对象不断扩大，随意性比较大，导致很多上访人群，一些不该被劳教的普通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人，都被处以劳教这种很重的行政处罚。后来功能发生了异化，变成了解决纠纷矛盾的一个渠道，甚至成了解决纠纷矛盾的主渠道。
所以推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是对公众意见的一个回应，也是顺应民意的一个重大举措。你认为政法机构反腐要注意哪些？马怀德：如何保证司法机关在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和执法权的同时，又避免发生设租、寻租，权钱交易，以及司法腐败，这里关键有两方面。所以司法权力运行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一方面让司法机关更好地按照司法规律行使司法权力，特别是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让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党政部门避免对司法权力运行的不当干预，要保持各自权力之间的距离。很多人对法院的生效裁决不服，都通过信访方式来寻求救济。
所以制度安排上要避免这种钻空子的可能，让其不能腐败。另外就是人权得到尊重保障。
南都：政法工作会议还专门强调了政法机构的能力建设，提升五个能力，加强工作效能，这是否也是改革内容的一部分呢？马怀德：政法机关的能力建设是和这四项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司法公信力也好，司法权威也好，都是和政法队伍的能力高度相关。这样等于实行劳动教养的提请主体和裁决主体相分离，保证其决定的公正性，法院在审查这类案件的时候，也按照法定程序严格的审查，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劳动教养申请裁决程序，以避免出现冤案错案。
所以这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改革信访制度，特别要改革涉诉涉法的信访制度，把涉诉涉法的信访从一般信访中分离出来，纳入法治的轨道。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所有的公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也都有滥用的倾向，所以不管是司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要避免腐败，还需要他们能建立内心的道德自律。
第二就是要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司法要透明，执法要透明，要允许老百姓对司法的裁判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要允许社会对执法行为进行评论，进行批评监督，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在强大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一个背景下，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行为就会更为谨慎，更为规范，从而避免产生各类腐败现象。我想这次全国政法会议提出四项改革，作为法治建设具体的突破口，或者说是改革的重点内容，就是按照十八大的法治目标来开展工作的。比如说司法公开，执法公开，这些制度就可以避免他在执法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也可以避免滋生腐败。劳教对象并不是犯罪行为，不应该受到监狱化的惩罚。
有些领导又通过批示的方式，通过信访的途径随意地否决法院生效的审判。即使在法治较为完善和发达的一些国家，对于一些特定人群也是采取保安处分或者是教养措施。
南都：四项改革之中，最受瞩目的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政法委也专门强调了对劳教制度要有较大的变化，那么你认为未来会怎么变呢？马怀德：劳动教养制度目前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项政法制度。这个制度实行了56年，历经不同时期的变化，暴露出来的弊端越来越多。
南都：也有很多声音说，劳教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废除劳教，你觉得直接废除劳教是否可行？马怀德：劳动教养制度过去是通过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决定建立的制度，劳教改革如果说下一步要纳入法治轨道，进行法治化改革的话，首先就应该制定一部类似于保安处分法的法律，或者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法律由全国人大来制定，用这个来取代过去的国务院的文件，以符合《立法法》的规定。只有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增强司法的透明度，才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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